东北的冬天，冷得透骨。风像一把钝刀子，顺着窗缝往里钻，发出呜呜的咽鸣声，听得人心里发毛。屋里的老式火炉子烧得正旺，铁皮烟囱里冒着黑烟，把窗外的天色都染得灰扑扑的。

王翠兰坐在炕沿上，手里纳着一双厚厚的棉鞋垫。那是给儿子李强准备的，说是去南方打工，怕那边湿冷，脚底下受不住。她手里的针线穿梭在厚布之间，手指头因为常年泡冷水和干粗活，早就冻得通红，关节粗大，像老树根一样粗糙。每纳一针，都要用力往布料里钻，疼得钻心，但她眉头都没皱一下。

“妈，这鞋垫太厚了，走路不得累死啊？”李强靠在门框上，嘴里叼着一根没点燃的烟卷，眼神有些飘忽。他今年二十四岁，长得虎头虎脑，个子高，肩膀宽，可就是那双眼睛，透着股子迷茫和不耐烦。

王翠兰没抬头，手里的针脚没停：“厚点好，厚实。你从小脚就爱出汗，薄了不行。再说了，你爸走得早，家里没个顶梁柱，你得多挣点钱，别整天在镇上瞎混。”

李强啧了一声，把烟卷扔在炕桌上，踢拉着一双旧解放鞋走到门口，往外吐了口唾沫：“妈，我都多大了，还用你操心？隔壁二狗子早就去深圳了，听说一个月能挣好几千。我在这嘎达待着，除了种那几亩薄田，还能干啥？你也别老拿你男人说事，他当年不也在家种地，最后还不是……”

“你闭嘴！”王翠兰猛地抬起头，那双浑浊的眼睛里突然迸出一股凌厉的光，像刀子一样剜在李强脸上，“你爸怎么走的，你不许提！那是意外，是命！你既然嫌弃家里穷，嫌我啰嗦，那就滚！滚得远远的，别让我看见你这张脸就心烦！”

李强愣了一下，随即冷笑一声：“行，走就走。这破地方，我一分钟都待不下去了。”他转身大步流星地走出去，门被重重地摔上，震得屋里的尘土都在飞舞。

王翠兰坐在原地，手里的针停在了半空。眼泪顺着脸颊往下流，滴在棉鞋垫上，洇开一小片深色的痕迹。她没哭出声，只是肩膀微微颤抖，喉咙里发出压抑的哽咽。她知道儿子心气高，嫌家里穷，嫌日子苦，可这世道，哪有容易的日子？她一个女人家，拉扯大这个儿子，吃了多少苦，挨了多少白眼，只有她自己知道。

过了半晌，她抹了一把脸，继续纳鞋垫。一针，两针，三针……每一针都像是把心里的焦虑、担忧和不舍，都缝进了这厚厚的布里。

天黑了，外面的风更大了，刮得窗户纸哗哗作响。王翠兰把纳好的鞋垫小心翼翼地放进一个干净的塑料袋里，又拿出一条新织的毛裤。她想了想，从枕头底下摸出一个皱巴巴的布包，一层层揭开，里面是几张皱巴巴的钞票，有十块的，有五块的，还有的一块的。她数了数，一共三百块钱。这是她攒了半年的鸡蛋钱，本来打算开春买化肥的。

“算了，让他带着吧。”王翠兰喃喃自语，“路上吃点好的，别省着。”

她把钱塞进李强明天要穿的那件旧棉袄的内兜里，又仔细地把兜口缝了一圈，生怕掉了。做完这一切，她感觉浑身轻松了一些，虽然心疼那三百块钱，但心里踏实了。

第二天一早，天还没亮，李强就背着一个破旧的编织袋出门了。王翠兰追出来，塞给他一个热乎的烤地瓜，还有一瓶自家腌的咸菜。

“强子，到了那边，照顾好自己。别跟人打架，别干违法的事。钱不够了就给妈写信，或者托人捎个信。”王翠兰絮絮叨叨地说着，手里还攥着那个装鞋垫的塑料袋。

李强接过地瓜，咬了一口，烫得直吸气，但心里却暖烘烘的。他看了看母亲，发现她的头发又白了几根，在寒风中显得格外刺眼。他张了张嘴，想说什么，最终只是点了点头：“知道了，妈，你回去吧，天冷。”

说完，他转身走上土路，身影很快消失在晨雾中。

王翠兰站在村口，望着儿子离去的方向，久久没有动弹。寒风卷起地上的雪沫子，打在她的脸上，冰凉刺骨。她裹紧了身上的棉袄，心里空落落的，像被挖走了一块。

日子一天天过去，李强走了。村里人开始议论，说李强这娃有出息，去大城市闯荡去了。王翠兰听着这些议论，嘴角挂着笑，可心里却总是悬着。她每天依旧起早贪黑，种地、喂猪、纳鞋底。只是那双眼，常常望着南方发呆。

一个月后，村里来了个邮递员，捎来了一封信。王翠兰手抖着拆开信封，里面是一张汇款单和一张信纸。汇款单上写着五百块钱，信纸上歪歪扭扭地写着几行字：

“妈，我找到活儿了，在工地搬砖，虽然累，但一天能挣八十。钱不多，你先拿着买点肉吃。鞋垫我穿着呢，真暖和，脚都不冷了。你保重身体，别太累着。等攒够了钱，我就回来接你。”

王翠兰拿着信，眼泪又流了下来。这次，是欣慰的泪。她看着窗外，虽然还是大雪纷飞，但她的心里，却仿佛看到了春天。

她知道，路还长，难还多，但只要母子连心，这日子，就有奔头。在这东北那旮瘩，风再大，雪再冷，也冻不住一颗滚烫的心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