雨下得很大，像是要把这世间所有的污秽都冲刷干净，但显然，它做不到。

看守所的探视室里，空气凝固得令人窒息。头顶那盏昏黄的白炽灯发出轻微的滋滋声，偶尔闪烁一下，像是在嘲笑这狭小空间里即将发生的对话。玻璃墙这一侧，坐着劳荣枝。她穿着一件灰色的囚服，头发剪得很短，显得脸庞更加瘦削，颧骨突出，眼神空洞得像两口枯井。而玻璃墙的那一侧，坐着她的辩护律师，以及几位面容严肃的检察官。

“劳女士，最后的陈述机会，你还有。”检察官的声音冷硬，没有一丝温度，仿佛只是在宣读一份早已写好的判决书。

劳荣枝缓缓抬起头，目光穿过厚厚的防弹玻璃，落在对面那张冷漠的脸上。她嘴角微微抽动了一下，似乎想扯出一个惯用的、带着几分妩媚又带着几分无辜的笑容，但那张脸已经失去了往日的鲜活，只剩下一具被岁月和罪孽掏空的躯壳。

“我交代，”她的声音沙哑，像是砂纸磨过粗糙的地面，“我交代后事了。”

这四个字一出，连对面的检察官都微微愣了一下。这不是法律术语，也不是求生欲极强的辩解，而是一种近乎诡异的平静。仿佛她不是在等待死亡，而是在安排一场久违的旅行。

“你想交代什么？”检察官皱了皱眉，手中的钢笔在笔记本上悬停。

“交代我怎么活成鬼的。”劳荣枝低声说道，眼神飘忽，仿佛看向了遥远的过去，看向了那个充满血腥味和香水味的1996年，“你们总问我为什么狠，为什么冷血。其实那时候，我觉得自己挺美的。法子英是个疯子，但他也是个能给我带来‘安全感’的疯子。我们是一对亡命鸳鸯，我是他的军师，我是他的温柔乡。”

她停顿了一下，似乎在回忆那些光怪陆离的画面。

“在南昌，在合肥，在温州……那些地方，现在可能已经建起了高楼，开起了商场，年轻人穿着时尚的衣服在街头奔跑，根本不知道脚下的泥土里埋着多少冤魂。我记得我在南昌的出租屋里，用法子英抢来的钱买新衣服，照镜子，觉得自己像是个明星。法子英在外面杀人，我在里面等他回来，给他做饭，给他擦鞋。那时候我觉得，只要跟着他，就能活下去，就能过得比那些普通人好。”

检察官的眉头皱得更紧了：“请不要回避重点，我们要听的是你对犯罪事实的认知。”

“认知？”劳荣枝冷笑了一声，那笑容里满是讽刺，“我认知什么？我认知到我是帮凶？我认知到我是从犯？还是认知到我在每个案件里都参与了策划、诱骗、甚至直接的暴力行为？”

她身体前倾，双手紧紧抓着冰冷的玻璃桌沿，指节泛白。

“我认知到，我逃了二十三年。二十三年啊，我在厦门开了酒吧，我叫劳荣，我以为我换了名字就能换个人生。我以为只要我不回头，那些死去的人就会忘记我。但我错了。恐惧是有记忆的，罪恶是有回声的。法子英死了，他死在枪下，死得干脆。而我，活了下来，却活在比死更痛苦的煎熬里。我每天都在想，他们是不是在看着我？那些孩子，那些无辜的人，他们是不是在梦里问我，为什么要杀他们？”

探视室的空气仿佛变得更加沉重，连窗外的雨声都似乎远去了。

“我没有忏悔，至少现在没有。”劳荣枝突然抬起头，直视着检察官的眼睛，那眼神里闪过一丝令人心悸的光芒，“我不后悔杀了人，因为那是为了生存，为了跟着法子英活下去。但我后悔的是，我用了这么长的时间才被抓。我后悔的是，我让那么多家庭破碎，却没能早点受到惩罚。我后悔的是，我变成了一个连自己都不认识的怪物。”

检察官沉默了许久，手中的钢笔终于落下，在纸上划出深深的痕迹。

“你所谓的后事，除了这些情绪化的宣泄，还有什么？”

劳荣枝深吸了一口气，脸上的表情逐渐恢复平静，那种平静让人害怕。

“我的后事很简单。骨灰不要撒，不要留。直接撒进海里，或者烧掉。我不希望有人纪念我，也不希望有人恨我。恨太累了，记性太好也是一种折磨。我只是想告诉你们，人性是可以被扭曲的，当善良被欲望吞噬，当恐惧成为驱动力，任何人都可能变成恶魔。法子英是那个挥刀的人，而我，是那个递刀的人，甚至是那个指路的人。我和他一样，手上沾满了血，洗不净，也洗不掉。”

她往后靠在椅背上，闭上了眼睛，仿佛在享受这最后的宁静。

“审判吧。无论判我死刑，还是无期，我都接受。我只希望，当你们宣判的那一刻，能听到那些冤魂的哭声。那不是诅咒，那是因果。我交代完了，后事了了。剩下的，交给法律，交给时间，交给那个我不配拥有的来世。”

雨还在下，敲打着看守所的玻璃窗，发出沉闷的声响。探视室里死一般的寂静，只有劳荣枝均匀的呼吸声，和对面检察官沉重的叹息声。

这一刻，时间仿佛停滞。没有正义的欢呼，也没有邪恶的嘲讽，只有两个灵魂在生与死的边缘，进行着最后一次无声的对峙。劳荣枝知道，她再也无法回头，那段长达二十三年的逃亡生涯，终于要画上句号。而这段用鲜血写就的历史，也将随着她的终结，成为警世恒言的一部分，永远警示着后人：罪恶，终将付出代价。